1976年华国锋虽然确定了永存毛主席遗体，但有个大问题没有解决，按照中国人思维，坟墓要建造在偏僻安静、有树有水，鸟语花香的地方，那么纪念堂建在哪里最合适呢？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消息从电台里播出去，街巷一下子安静下来。
哭声慢慢散开，一个谁也绕不过去的问题摆在桌面上：领袖走了，遗体怎么办，送到哪去才算合心意。
华国锋在中央会上表明态度，遗体不下葬，要永久保存，让群众能常来看看。
话说得利落，几千年的“入土为安”被轻轻推开。
社会上也有人提建议，说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立一块洁白石碑，朴素又体面。中央认真掂量过，觉得压不住事：只立碑，既挡不住房后一拨拨来的队伍，也托不起新中国这段历史的分量。
方向往前再走一步。宫殿式纪念堂被提出来，用来安放水晶棺，接待来自全国的瞻仰人群。麻烦随之换了个壳：这栋楼到底落在什么位置，才说得过去。
九月中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八个省市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工人技师被紧急叫到北京，临时拼出一个“选址设计组”，围着地图画圈，围着北京跑现场。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听取汇报后，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修建毛主席纪念堂，遗体将来移入堂内长期供群众瞻仰。
地点落在纪念碑以南，笔头还得往下挪。纪念堂离纪念碑多近，离正阳门多远，摆法不同，意味就跟着变。有方案主张紧贴纪念碑，整体看上去齐整利落，但两座本应各自独立的纪念物黏在一起，界线一下模糊。也有意见干脆提出拆掉正阳门，把纪念堂放在原址，让它与天安门城楼南北对望，纪念碑站在中间，像一杆天平的支点。
设想在图纸上看着够气派，代价也明摆着，北京仅存的一座完整古城楼要没，广场南侧那层历史骨架也要被削平。
还有一种说法，是让纪念堂紧靠正阳门北侧。问题随即露出来，正阳门城楼四十二米高，纪念堂一旦贴得太近，远远看去就像被压在背后，气势打折。争来争去，焦点落在一个判断上：正阳门留不留。有人从城市轮廓线说话，有人从历史文脉讲道理。细看下来，这座城楼和天安门南北相对，为广场画出清晰的南北边界，又在前三门大街前挡了一道，把车流喧闹压在外面。人站在门洞往北望，未来的纪念堂正好被框在那一格空间里，反倒多了一层景深。
思路扭过来，答案就顺了。正阳门留下，纪念堂放在纪念碑和城楼之间的正中，两头各退两百米，大致落在旧中华门的位置。纪念碑、纪念堂、正阳门三者在中轴线上排开，又各守各的含义，把广场的故事接下去。
纪念堂长什么模样，也是在一堆“越画越大”的方案里一点点定下。
各地送来的图纸普遍体量惊人，谁都不太敢画小。
南京工学院有个方案，五十米见方，方方正正，提醒了大家：纪念不等于堆高度。多方意见揉在一起，纪念堂最后定成一百零五点五米见方的正方形，平面规整，造型克制，乖乖坐在中轴线上，不抢两侧人民大会堂和博物馆的风头。
南北两侧各有三樘大门，甬道和柱廊沿着中轴线排开，对称本身就带着一种稳重的气场。群众队伍从四面八方排过来，还没走进大门，先觉得这栋楼“站得住”，不浮不飘。高度的数字，则是在一遍遍推演视线中敲定。从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边这些位置看过去，既要挡住背后正阳门屋顶的剪影，又不能压过前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计算反复调整，三十三点六米最后被写进方案。
地势的处理同样下了功夫。北京中轴线是一条缓缓抬升的“脊”，从正阳门箭楼南口到太和殿前，两公里左右抬高了三米多。
广场内部，从正阳门北洞到纪念碑，有一个肉眼不太容易察觉的缓坡。如果照原标高硬把纪念堂起上去，很容易显出一种“趴着”的姿态。设计组把纪念堂所在那一块整体抬高一米，从纪念碑到纪念堂北入口拉成一条水平线，再让北入口到台阶这一段用百分之九的坡度往上拱。
北广场方向看过去，纪念堂像是站在略微隆起的地面上，整座建筑的腰杆挺了起来。
朝向也没忽略。纪念堂的正门没有按“坐北朝南”的老规矩来，而是正对北边的天安门。有干部担心，大型集会时群众面对城楼，高举标语口号，背影对着纪念堂，总觉得别扭。设计组想了个顺手的办法，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往里收，给两边广场腾出更大空间。
这样一来，开大会时，人不只站在北面，还能从东西、从南侧把纪念堂围在中间，毛主席遗体安静躺在大厅里，外面的脚步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在人民中间”这四个字，被直接画进了城市空间。
冬天的天安门广场，风穿过正阳门门洞，沿着石板甬道直直吹向那座方方正正的建筑。
队伍在风里慢慢挪动，花束、帽子、围巾挤在一起，脚步声一阵接一阵压过去，高空的旗子抖个不停，红色在灰天底下晃着，不肯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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