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国强
摘要嘉峪关魏晋果园墓群作为河西走廊规模宏大的魏晋墓葬遗存，出土的模印瑞兽画像砖长期被归入中原传统“四神”体系。本文以考古实物与图像比对为基础，结合河西地域社会、丝路文化与丧葬信仰，重点厘清核心认知：中原“四神”体系直至宋代才正式完成人格化封神，魏晋时期仅存在作为方位星象符号与瑞兽/灵兽的“四象”，并无人格化“神”的属性。在此基础上，论证果园墓瑞兽图像并非中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原样移植，而是经本土化改造、兼具边疆守护与丝路祈福功能的“河西四瑞兽”。文章从范式差异、形制特征、地域成因、学术价值四个维度展开分析，纠正定名误区，揭示瑞兽图像在丝路文化交融中的在地化演进规律，为魏晋河西美术史、边疆信仰与民族融合研究提供新证。
关键词：魏晋果园墓；画像砖；四象；四神；瑞兽；河西地域；丝路文化
引言嘉峪关东北戈壁的果园—新城魏晋墓群，总面积约26500亩，已探明墓葬千余座，1972年以来陆续发掘18座，其中9座为画像砖墓，出土砖壁画760余幅，被誉为“地下画廊”。该墓群时代跨越魏晋十六国，墓主身份多为河西地方官吏、屯田将士与坞堡庄园主，无明确墓主人身份定论，为研究河西边疆社会提供了典型样本。1991年嘉峪关关城文管所移交的一批模印画像砖中，包含一块被标注为“四神兽模印方砖”的文物，砖面分四区饰神兽纹样，因残损与形态变异，学界长期沿用中原“四神”定名。
这一定名存在明显的时代错位与认知偏差：长期以来，学界多以宋代定型的“四神”概念回溯魏晋时期的图像遗存，却忽视了“四象”与“四神”的历史演进差异——中原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上古天象崇拜，从先秦至魏晋，始终是作为方位星象符号与瑞兽/灵兽的存在，核心功能是辨方位、镇墓辟邪、象征祥瑞，并无人格化神格与专属神职；直至宋代，官方与道教才正式将其册封为人格化神君，“四神”体系才彻底确立。
河西走廊作为丝路枢纽与汉羌胡杂居之地，中原文化传入后必然与边疆生态、游牧信仰、军事需求相融合。果园墓瑞兽砖在造型、组合、功能上均偏离中原四象范式，简单以“四神兽”定名，不仅混淆了“瑞兽—方位符号—人格神”的历史演进脉络，更遮蔽了地域艺术特色，低估了丝路文化交融的深度。本文立足文物本体，结合河西历史语境与四象、四神的演进规律，提出“河西四瑞兽”新识，还原其在地化生成逻辑与文化价值。
一、问题提出：传统四象范式与河西出土遗存的图像差异及定名谬误（一）中原四象的历史演进与魏晋时期的核心特征
中原四象体系的发展可明确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其中魏晋时期的形态的是理解果园墓瑞兽图像的核心前提：
第一阶段，先秦—秦汉：四象作为方位星象符号与瑞兽雏形出现。四象源于上古二十八宿星象崇拜，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分别对应东方七宿、西方七宿、南方七宿、北方七宿，核心功能是辨方位、定四时，是古人认知宇宙秩序的具象化符号。这一时期，四象逐步被赋予瑞兽属性，用于墓葬、器物装饰，承担镇墓辟邪、祈福纳祥的功能，但始终保持兽形原貌，无人格化特征，无专属神名与神职。《礼记·曲礼》中“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的记载，仅将其作为行军、礼仪中的方位标识；汉代画像砖、瓦当、铜镜上的四象纹样，均为纯粹兽形，青龙蜿蜒修长、白虎威猛矫健、朱雀羽尾舒展、玄武龟蛇缠绕，核心凸显方位与灵瑞属性，与“神”的概念无关。
第二阶段，魏晋—隋唐：四象被道教吸纳，初步神化但未定型。魏晋时期，道教兴起并将四象纳入自身信仰体系，将其列为护法灵官，但此时的四象仍以兽形为主，神格模糊，未形成人格化形象。其中，玄武的地位虽略有凸显，但仍保持龟蛇合体的灵物形态，并未演化出后世“真武大帝”的人格化神格；青龙、白虎、朱雀也始终是兽形符号，无姓名、无神职，本质上仍是“灵物”而非“神明”。这一阶段，四象的核心功能仍延续秦汉时期的方位象征与镇墓护佑，未发生根本性的神格转变。
第三阶段，宋代：四象正式封神，人格化体系确立。直至宋代，官方与道教才共同完成对四象的人格化封赐，将青龙封为孟章神君、白虎封为监兵神君、朱雀封为陵光神君、玄武封为执明神君，明确其神职与神格，四象才正式转变为“四神”。尤为重要的是，玄武被进一步升格为“真武大帝”，成为独立的大神，四神体系作为人格化的四方守护神体系彻底定型。
综上，**魏晋时期（嘉峪关果园墓的时代），中原只有“四象”（方位星象符号+瑞兽/灵兽），并无“四神”（人格化神明）** ；“四神兽”这一称谓，本质上是用宋代才定型的“四神”概念，回溯魏晋时期的瑞兽图像，存在明显的时代错位，是导致果园墓瑞兽砖定名谬误的核心原因。
（二）果园墓瑞兽砖的非典型性与地域改造痕迹
果园墓出土的四瑞兽模印方砖，为青灰质地，采用模印工艺，砖面以弦纹与对角线分割为四区，每区置一瑞兽，因千年侵蚀，纹样残损但核心形态可辨。结合中原魏晋时期的四象范式比对，该砖瑞兽图像呈现显著差异，进一步印证其并非中原四象的简单复制，而是经本土化改造的地域化瑞兽系统：
1. 造型简化与形态变异：中原四象造型规范、特征鲜明，青龙蜿蜒灵动、角须俱全，白虎斑纹清晰、气势凶悍，朱雀羽尾华丽、昂首挺立，玄武龟蛇缠绕、沉稳内敛；而果园墓瑞兽则呈现明显的简化与变异，青龙无修长体态与典型龙角，身形短壮、似龙似兽；白虎缺威猛气势，躯体圆润、斑纹模糊；朱雀非标准凤鸟形态，羽尾短促、似禽似雀；玄武无龟蛇缠绕特征，仅存龟形、无蛇纹相伴，彻底简化了中原四象的核心形态特征。
2. 组合秩序松动：中原四象严格对应四方方位，排布遵循天象秩序，与宇宙观紧密结合；果园墓瑞兽虽分四区对称排布，但无明确的四方方位对应，更注重装饰性与画面均衡感，弱化了中原四象的方位符号属性，凸显了河西本土的装饰审美需求。
3. 风格质朴化：中原魏晋四象线条繁复、纹饰华丽，即便简化也保留一定的神性威仪，贴合中原礼乐文化的审美取向；河西瑞兽线条简练、轮廓粗犷，剔除了所有繁缛装饰，造型质朴厚重，贴近河西游牧民族的动物造型审美，更符合边疆民众简约、实用的审美偏好。
4. 功能偏向世俗：中原四象兼具方位象征、宇宙秩序与升仙引导功能，与上层礼制文化、神仙信仰紧密结合；河西瑞兽则弱化了天象神性与升仙内涵，更突出镇墓守护、祈福纳祥的世俗功能，契合河西屯田将士、地方官吏对墓葬安稳、逝者安宁、家族永续的朴素诉求，神性弱化，实用性增强。
上述差异表明，果园墓瑞兽并非中原四象的简单复制，更不是所谓的“四神兽”（宋代才有的人格化神明），而是吸收中原四象的瑞兽内核与方位观念后，经河西本土工匠改造的地域化瑞兽系统，“四神兽”的定名既存在时代错位，也遮蔽了其地域文化特质。
二、形制特征：模印工艺与瑞兽图像的本土化呈现（一）砖体工艺：模印为主的生产模式与文物背景
该瑞兽砖为1991年嘉峪关关城文管所移交文物，属果园墓群出土的典型装饰方砖，形制为正方形，边长约30厘米，厚度约5厘米，以模印为核心工艺，局部辅以浅刻，区别于中原部分彩绘四神砖（魏晋时期中原部分高等级墓葬中已出现彩绘四象砖，工艺更为繁复）。其工艺特征充分体现河西地域特色，也适配魏晋河西的社会现实：
1. 批量生产适配墓葬需求：河西魏晋墓葬分布密集，果园墓群已探明千余座墓葬，大规模墓葬营建需要大量装饰砖，模印工艺相较于手绘、彩绘，可实现高效批量生产，降低制作成本，契合当时河西边疆物资有限、墓葬营建规模较大的现实需求。
2. 材质与技法简约化：工匠就地取材，使用河西戈壁常见的青灰砖，质地坚硬、耐侵蚀，适配河西干燥少雨的气候环境；模印线条简练，无复杂彩绘与精细雕琢，既降低了制作难度，也符合河西民众质朴、实用的审美取向，与中原魏晋时期部分高等级墓葬中繁复的四象砖工艺形成鲜明对比。
3. 残损特征与图像信息：砖面神兽纹样因千年风化、土壤侵蚀，局部出现剥蚀、模糊，但核心轮廓与关键特征保留完整。从残损痕迹来看，工匠在模印创作中，并未严格遵循中原四象的造型规范，而是主动简化、改造，融入河西本土动物形象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视觉语言，进一步印证了其本土化创作的特征。
（二）形象变异：瑞兽造型的河西审美适配
果园墓瑞兽图像的本土化改造，核心体现在对中原四象造型的简化与重构，结合河西地域审美与信仰需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瑞兽形象，每一种瑞兽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适配性：
1. 龙纹：从华夏四象灵龙到河西镇墓瑞兽。中原魏晋时期的龙纹，延续汉代风格，蜿蜒灵动、角须俱全，线条流畅，兼具天象神性与威仪，是四象中的核心符号，象征东方方位与生机。而果园墓中的龙形瑞兽，躯体短粗、四肢健硕，无长须飘逸之感，龙角简化为短粗凸起，鳞片模糊，更接近河西草原常见的猛兽形态与龙的结合体，彻底弱化了中原龙纹的天象神性，强化了镇墓守护的实用功能，适配边疆墓葬“镇宅安魂、抵御侵扰”的核心需求。
2. 虎纹：从中原四象威虎到河西护佑瑞虎。中原魏晋时期的虎纹，斑纹清晰、体态凶悍，昂首挺胸、气势逼人，象征西方方位与威猛，核心功能是辟邪驱凶。果园墓中的虎形瑞兽，躯体圆润、线条柔和，剔除了中原虎纹的凶猛特质，头部简化、斑纹模糊，增添了温顺祥瑞之感，融合了河西游牧民族对虎的图腾崇拜——在羌、匈奴等民族的信仰中，虎是守护图腾，象征力量与平安，这种文化元素的融入，使河西虎形瑞兽从“辟邪之兽”转为“护佑之瑞”，更贴合边疆民众的信仰诉求。
3. 禽鸟纹：从四象朱雀到河西灵禽。中原魏晋时期的朱雀，为标准凤鸟形态，羽尾华丽、昂首挺立，线条繁复，象征南方方位与火焰，兼具神性与华贵之气。果园墓中的禽鸟瑞兽，短尾粗身、形态质朴，无神鸟的华贵之气，头部呈圆形、翅膀简化，更贴近河西戈壁常见的禽鸟（如鹰、雀）形象，是中原朱雀符号的世俗化、地域化改造，褪去了神性光环，更具生活气息。
4. 龟纹：从四象玄武到河西灵龟。中原魏晋时期的玄武，始终是龟蛇合体的形态，象征北方方位、水神与长生，是四象中最具神秘色彩的符号，与升仙信仰紧密结合。果园墓中的瑞兽，仅保留龟形，无蛇纹缠绕，彻底简化了玄武的核心形态，将其还原为“长寿、稳固”的单一符号，契合河西民众对墓葬安稳、逝者永生的朴素诉求，褪去了中原玄武的神秘色彩，更具世俗化特征。
整体而言，河西瑞兽以“简化造型、弱化神性、贴近本土、强化实用”为核心，完成了从中原四象（方位瑞兽）到河西本土瑞兽的转型，既保留了中原瑞兽“护佑祈福”的核心内涵，又融入了河西地域的审美与信仰元素，是丝路文化在地化的直观体现。
三、地域成因：河西走廊环境与丝路文化对瑞兽体系的重塑魏晋时期，中原传入河西的是四象方位观念与瑞兽符号，而非宋代才定型的“四神信仰”。河西工匠与民众基于边疆生态环境、社会生活需求、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现实，对中原四象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最终形成了“河西四瑞兽”，其生成过程是地域环境、社会需求与文化交融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边疆生态与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
1. 戈壁环境塑造审美取向。河西走廊地处西北边疆，戈壁广布、植被稀疏、气候干燥，自然环境粗犷质朴，这种环境不仅塑造了当地人简约、实用、厚重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了艺术审美偏好。中原四象的繁复纹饰、灵动造型，与河西戈壁的粗犷气质格格不入，因此，工匠在创作中主动剔除繁缛装饰，以简练线条、粗犷轮廓呈现瑞兽形象，使瑞兽图像与地域环境、审美取向高度契合，形成了质朴厚重的艺术风格。
2. 屯田军事与镇墓需求的现实驱动。魏晋时期，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常年有军队驻守、百姓屯田，果园墓群的墓主多为屯田将士、地方官吏与坞堡主，他们常年身处边疆，面临战乱、侵扰的风险，因此，墓葬的核心需求是“镇墓辟邪、护佑亡灵、祈求安宁”。中原四象的天象神性、升仙内涵，不符合他们的现实诉求，因此，工匠对其进行改造，剥离天象神性，强化镇墓守护、祈福纳祥的实用功能，使瑞兽成为守护墓葬、抵御侵扰的精神寄托，适配边疆社会的现实需求。
3. 游牧文化的符号融合。河西走廊是汉、羌、匈奴、鲜卑等多民族杂居之地，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游牧民族多以动物为图腾，虎、牛、禽鸟、灵龟等动物形象，是他们信仰中的核心符号，象征力量、平安、长寿。在瑞兽创作中，工匠主动融合这些游牧图腾元素，改造中原四象造型，使河西瑞兽既保留中原瑞兽的核心内涵，又融入游牧民族的信仰符号，形成了多元共生的瑞兽体系，体现了民族融合下的信仰重构。
（二）丝路文化交融的催化作用
1. 中原文化的传入与选择性吸收。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文化（包括四象方位观念、瑞兽符号、丧葬礼仪）随移民、官吏、工匠传入河西，但河西民众并非全盘接受，而是结合本土需求，进行选择性吸收与改造。他们吸收了中原四象“护佑祈福”的核心观念与“四方对称”的构图方式，舍弃了其繁复的纹饰、天象神性与升仙内涵，重构了符合边疆语境的瑞兽符号，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文化吸收逻辑。
2. 西域文化元素的渗透。作为丝路枢纽，河西走廊是中原文化西传、西域文化东渐的必经之地，西域的异兽、灵禽形象（如西域狮、大宛马、神禽）经丝路传入河西，与中原四象、游牧图腾融合，使河西瑞兽既非纯粹中原风格，也非单一西域或游牧风格，而是兼具多元文化基因的混合体。例如，瑞兽的短壮体态，就可能受到西域异兽造型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河西瑞兽的地域特色。
3. 丧葬信仰的世俗化转型。中原魏晋时期的丧葬信仰，深受上层礼制文化与神仙信仰影响，四象作为方位符号与升仙引导，与上层社会的宇宙观、升仙诉求紧密结合；而河西边疆民众的丧葬信仰更为朴素，他们更关注现世安稳、逝者安宁、家族永续，不追求复杂的升仙仪式与宇宙象征，因此，瑞兽图像从“神权符号”转为“世俗祈福符号”，造型与功能均贴近民间诉求，呈现浓郁的边疆烟火气。
（三）工匠群体的地域化创作
河西魏晋画像砖多由本土工匠制作，他们熟悉中原四象范式，但更了解河西地域的审美偏好、社会需求与信仰传统。在模印创作中，他们并非被动复制中原图像，而是主动进行简化、改造、融合，形成了“以中原符号为骨架，以河西文化为血肉”的瑞兽图像。这些工匠多为民间艺人，不受中原上层礼制文化的严格束缚，创作更具自主性与实用性，能够精准捕捉河西民众的需求，将地域文化、信仰元素融入瑞兽创作，使河西瑞兽成为民间艺术自主创新的典范，也成为丝路文化在地化的重要载体。
四、价值定位：从“四神兽”到“四瑞兽”的学术修正与文化意义（一）学术定名修正：确立河西本土瑞兽图像体系，厘清历史认知
长期以来，学界以中原中心视角，将河西瑞兽简单归为“四神兽”，既存在“宋代四神概念回溯魏晋”的时代错位，也遮蔽了河西地域艺术的独立性。本文通过梳理四象、四神的历史演进脉络，明确魏晋时期中原只有四象（方位瑞兽）、无四神（人格化神明），正式提出“河西四瑞兽”定名，明确其为独立于中原四象的地域化图像系统，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学术认知偏差与定名谬误。
这一修正，不仅还原了文物的历史语境，更打破了中原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凸显了河西走廊在古代艺术发展中的独特地位——河西并非中原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吸收、改造、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艺术体系。同时，这一定名也完善了魏晋美术史的地域板块，填补了河西瑞兽研究的学术空白，为西北边疆美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与思路。
（二）历史价值：见证魏晋河西边疆社会与民族融合
1. 还原边疆社会风貌。河西四瑞兽的实用化、世俗化特征，直观反映了魏晋河西屯田戍边、多民族杂居、民间信仰朴素的社会现实。瑞兽的镇墓守护功能，契合屯田将士、地方官吏的生存诉求；质朴的造型风格，贴合边疆民众的生活方式；多元文化元素的融合，印证了多民族杂居的历史场景。这些图像信息，弥补了文献记载对边疆民间生活、民间信仰的缺失，为研究魏晋河西边疆社会提供了鲜活的实物证据。
2. 见证民族文化融合。河西四瑞兽是中原文化、游牧文化、西域文化交融的结晶：其“护佑祈福”的核心内涵源于中原四象，造型风格融入游牧民族的动物图腾，部分元素借鉴西域异兽形象，是汉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西域文化互鉴共生的实物见证。通过对瑞兽图像的分析，可清晰看到魏晋时期河西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轨迹，为研究魏晋河西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样本。
3. 补充丝路文化交流史料。作为丝路枢纽的艺术符号，河西四瑞兽完整展现了中原文化西传、西域文化东渐的“传播—吸收—改造—创新”链条：中原四象符号经丝路传入河西，与本土文化、西域文化融合，形成地域化瑞兽，再通过丝路向周边辐射，体现了丝路文化“多元交融、共生发展”的核心特质。这些瑞兽图像，丰富了丝路文化研究的实物体系，为研究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
（三）艺术价值：构建河西画像砖的地域艺术谱系
果园墓四瑞兽砖，上承汉代画像石质朴简约的艺术风格，下启隋唐河西壁画瑞兽形象的先河，以模印工艺、简约造型、地域审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西疏体”艺术特征。与中原魏晋时期繁复华丽的四象砖相比，河西瑞兽砖线条简练、造型粗犷、风格质朴，注重实用性与装饰性的结合，体现了河西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
河西四瑞兽的创作，打破了中原四象的造型规范，形成了独立的地域艺术风格，构建了河西画像砖的地域艺术谱系，证明魏晋艺术并非中原单一发展，而是多元地域共生的繁荣格局。同时，瑞兽图像的本土化改造，也为中国古代瑞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彰显了民间艺术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完善了中国古代美术史的整体脉络。
结语：嘉峪关魏晋果园墓出土的模印瑞兽画像砖，并非中原传统“四神兽”（宋代才定型的人格化神明），也非中原四象（方位瑞兽）的简单复刻，而是河西走廊在丝路文化交融、多民族共生、边疆社会需求下，自主改造生成的“河西四瑞兽”。其造型简化、功能实用、审美质朴，是中原四象方位观念与瑞兽内涵，与河西地域环境、游牧信仰、社会需求碰撞融合的结晶，也是丝路文化在地化发展的典型例证。
从“四神兽”到“四瑞兽”的认知转变，不仅是文物定名的学术修正，更是研究视角从“中原中心”向“地域多元”的转型，厘清了“四象—四神”的历史演进脉络，还原了河西瑞兽的本土特质与文化内涵。这批沉默的砖石，以独特的瑞兽图像，诉说着魏晋河西边疆的社会生活、信仰变迁与艺术创新，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丝路文化史、边疆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珍贵实物。
在丝路文明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重新审视河西地域艺术符号，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基因，不仅能够完善中国古代瑞兽艺术的地域谱系，更能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河西走廊作为丝路枢纽，不仅是文化传播的通道，更是文化创新的舞台，河西四瑞兽正是这种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深入研究河西瑞兽图像，对于传承丝路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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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国强，河南荥阳高山人，曾研修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国画方向研究生班，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郑州市书协刻字硬笔委员会主任、河南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民盟中央美术院河南分院理事、河南省鸿儒书画院副院长、郑州溱洧书画院副院长。曾出版《中国当代书画家作品丛集》《刻骨铭心·乔国强刻字集》《画余闲好•乔国强诗画集》《画语诗心•乔国强诗集》《走近吴燃•吴燃绘画艺术文集》《契合丹青》（合作）《陈天然绘画艺术研究》《绘画与中华文化》《中原古代绘画研究》等著作。曾在《花溪》《文艺生活》《美术文献》《新玉文艺》《文学天地》《中州建设》以及《大河报》《书法导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和评论文章百余篇。书法和绘画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所组织的比赛中多次入展或获奖。作品和著作被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浙江师范大学、河南省工程学院、吉林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集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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