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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揭阳日报）
孙乙是南宋时期的揭阳县令。在朝廷复置揭阳县后，县城设于吉帛（今京冈街道京北村）。他的后代在京冈繁衍生息成大族，并分布至揭阳各地，乃至粤东一带。粤东孙氏尊其为粤东孙姓开基祖。揭阳孙姓群众于南窖溪西岸设立孙乙纪念馆，纪念这位先祖。
孙氏家庙（孙乙纪念馆）。
2026年孟春，我们“行走绿廊，感受水城历史文化”采访组来到位于进贤门街道滘墘社区火烧地街的孙乙纪念馆，了解800多年前这位在宋代复置揭阳县过程中做过贡献的揭阳县令的历史。
孙乙纪念馆位置图。阿龙 制图
出生于显赫仕宦之家
孙乙大约生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的淮南东路高邮军高邮县（今江苏省扬州高邮市），字次木，家族为高邮士大夫家族。
孙乙画像。
据我市著名作家、地方历史文化专家孙淑彦的《孙莘老先生年谱长编》一书载，孙乙的曾祖父孙觉（1028～1090），字复明，号莘老，北宋皇祐五年（1053）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是黄庭坚的岳父、苏轼的挚友。孙觉在朝中以直言敢谏闻名，学术上精研《春秋》，影响深远，被尊为“高邮学派”先驱。其声望不仅奠定了孙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也树立了崇文重教的家风。
孙淑彦著《孙莘老先生年谱长编》一书封面。
孙乙的父亲孙竢（sì，揭阳音se6（士），义“等待”，1955年列为“俟”的异体字停用，但历史人名例外）是孙觉的孙子，曾任北京留守司事，官承务郎，致力于地方教育，维系家学不坠 。
孙乙自幼聪慧好学，深受家族崇文重教之风熏陶。父亲一脉亦多仕宦，家风严谨。在这样的环境中，孙乙少年时期便潜心研读经史，尤重《春秋》《周易》等儒家经典，常以先贤治世之道自励。据族谱与地方文史记载，他每日“鸡鸣即起，燃烛诵书，至晓不辍”，无论寒暑皆坚持苦读，常于灯下批注累卷，手不释卷。邻里称其“志存高远，非止科第，实欲经世济民”。正是这份勤学不辍的积淀，助他在北宋末年考中进士，初任承务郎，步入仕途。
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破开封，掳徽、钦二帝及众多妃嫔、臣僚及大量金银财宝北去，史称“靖康之变”。
宋高宗赵构于当年五月即位于南京（应天府，府治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改元建炎。
在金兵南下，政局动荡的时候，孙乙以进士身份入仕。不久，被任命为揭阳县令。
揭阳复县之路一波三折
揭阳是粤东最早设置的县级行政区，从秦汉延至两晋。东晋咸和六年（331），将揭阳县分设为海阳、潮阳、海宁和绥安4县，自此，揭阳县作为行政区地名没于历史长河中，但作为郡、州的古称、别称，仍被广泛使用，唐代的韩愈和北宋的一些诗人，在诗作中多以揭阳来代指潮州。
复置揭阳县的呼声在北宋时期便出现了。但复置道路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据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香港揭籍历史学家郭伟川在专著《宋代重置揭阳县一波三折历史原因考析》一文中详细作了考证。郭伟川通过结合国史、地方志及多学科研究，梳理了揭阳县复置过程中的复杂历史脉络，纠正了以往文献中的一些讹误，为揭阳地方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宋代重置揭阳县的决定最初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由朝廷批准，但因宣和四年（1122）宋朝与金国联合攻辽的战争爆发，全国资源优先用于战争，揭阳县的复置工作被暂时搁置。直至宣和六年（1124），战争结束后，朝廷才正式落实揭阳县的复置，包括拨款建县、委派官员等事宜。
郭伟川论文《宋代重置揭阳县一波三折历史原因考析》发表于《广东史志》2021年第5期。
据郭伟川考证，复置揭阳县初期，潮州知州根据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地理认知，决定割海阳县的“东三乡”（光德、太平、怀德）重置揭阳县，县治设于光德乡的刘黄村（今丰顺县留隍镇）。但因“东三乡”与“揭阳”地名的地理关联性较弱，且引发当地民众争议，后续潮州知州改割海阳县的“西三乡”（永宁、延德、崇义）重置揭阳县，县治迁至永宁乡的吉帛村（今京冈街道京北村），这一调整更符合秦汉揭阳县位于揭岭之阳的地理特征和历史传统。
绍兴三年（1133），被任命为揭阳县令的孙乙来到永宁乡渔湖都吉帛村上任，开启了正式建设新揭阳县的征程。
据清乾隆《揭阳县志》“职官志”载：“孙乙，江南高邮进士，绍兴三年任。”但郭伟川考证后认为，孙乙到任的时候应为绍兴二年，因为绍兴三年揭阳县已经被裁撤了——朝廷为应付抗金大计，减缩地方开支，已下令裁撤几个新设立的县。
清乾隆《揭阳县志》“职官志”载孙乙、曹某任职履历。阿龙 截图
据郭伟川分析，绍兴元年（1131），金兵南下，企图灭掉宋朝，为了应对抗金形势的急剧恶化，南宋朝廷作出简政增兵的决定，下诏地方行政建制缩编，裁汰冗员，减少政费而增军费，以利于对金作战。在这种情况下，绍兴二年（1132），潮州原来辖下的海阳、潮阳、揭阳三县，便只好按照命令暂时将潮阳、揭阳二县归并入海阳缩编成一县，复置仅几年的揭阳县又一次被撤销。
落籍吉帛，形成望族
吉帛原为渔湖都一个村子，定为县城，时间虽短，但在孙乙到任后，得到了快速的建设，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据2021年编印的《古村落京冈》一书载，孙乙认为，吉帛村位于河滨地带，（南）河水绕村而过，其地可耕可渔，兵匪罕至，是一处休养生息的风水宝地。但当他正带领周围群众建设新县城的时候，却传来了朝廷为抗金裁县的命令，刚刚复置的揭阳县又被并入海阳县之中。做了县令的孙乙因撤县，新县没了，他于是在县城吉帛村住下。
郭伟川考证宋史后认为，孙乙北方的家乡高邮在绍兴初年成为宋军与金兵争战之地，撤县并入海阳时，他要致仕返乡已不可能，所以只好落籍于揭阳渔湖吉帛村，安心建设这个他看中的风水宝地。
据《古村落京冈》载：“故孙氏占籍于此，其子孙谨遵祖训，勤耕力作，闲余读书习艺，历代人文发达科甲鼎盛，成为揭邑屈指可数的巨村望族。”
孙乙的两个儿子，次子大美（孙白）、四子大经留籍吉帛，后裔扎根揭阳，形成望族。孙白因父亲是从京城而来，吉帛又是河滨高地，遂将吉帛改名为京冈。
孙乙把曾祖父孙觉视为家族文脉的奠基人，在京冈传承先祖“书香门第、科举世家”的深厚传统。京冈孙氏把孙觉列为初祖，把孙乙列为始祖。
后裔移居县城，形成“南门孙”系
绍兴八年（1138），抗金形势终于出现转机。原来，经过南宋军民多年的坚决抗战之后，金兵南侵之举一再受到挫败。此中的原因，是由于岳飞、韩世忠、张浚等著名将领英勇善战，与南方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结果。朝廷于是再一次恢复了潮州下辖3县的编制，第二次复置揭阳县。
揭阳县是在绍兴八年（1138）秋宣布复置的，而新任的县令曹某则于绍兴九年（1139）初才到任。
孙淑彦在其著作《揭阳历代县长考论》“孙乙”条目后列有“曹某”，叙述文字为“〔按〕陈树芝《揭阳县志》、刘业勤《揭阳县志》、饶宗颐《潮州府志》俱称：曹某，佚其名，于绍兴九年来任揭阳县令。而所称任职时间与孙乙相抵触，故列为‘绍兴间’。”
孙淑彦著《揭阳历代县长考论》一书封面。
有关宋代揭阳县知县的姓名及其相关史料，因宋元之际潮州地区大量文献图籍被蒙古兵火焚毁的关系，加上年远卷残，明以前的潮州府、县志无考。
据郭伟川考证，曹知县到任后本来是到原县治渔湖都吉帛村坐衙门的。但客观而言，县衙因揭阳废县整整六年而乏人打理，缺资修缮，而南方多风灾水涝，故其残破不堪，概可想见。于是曹知县决定重建县衙，地点选在渔湖都西面的玉窖村，因此处与磐溪都只一溪之隔，交通往来方便，故人口日多，集市贸易繁盛。绍兴十年（1140），曹知县遂将县城迁至玉窖村，因新县城中多生长榕树，乃命名为榕城。绕城而过的河流也被定名为榕江。
宋元政权更迭之际，县城榕城为蒙古人烧毁，据1990年《榕城镇志》载：“至元十五年（1278，即南宋端宗景炎三年），文天祥率宋军奔榕城，元兵穷追至此，民助文抗击。城破，元兵毁学宫，纵火焚城，屠杀3日，尸积如山，全城仅存6户8人。”从“城破”“焚城”的叙述看来，南宋所建揭阳县城城墙在战争中被毁。
元初政局稳定后，统治者重建了城墙，据清乾隆《揭阳县志》载：至正十二年（1352），县治筑土城周800余丈，环县衙建内石城（即今禁城——本系列第26站有详述）周200丈。据此推断，元代县城土城周800余丈内的范围，大致就是沟仔墘街-北马路-学宫东侧-城隍路-玉窖溪围起来的范围。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立后，政局趋稳，揭阳县城人口逐渐增多，经过近百年的繁衍生息，迁入县城定居的人越来越多，县城也向东西南北4个方向拓展。天顺五年（1461），县城重垒起新城墙。这次垒筑起来的城墙，奠定了县城近500年的城市格局，基本上就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拆除城墙后形成的环城路范围。
县城拓展后，一波又一波的人口迁入县城中南部这一片新拓展的县城定居，南门一带逐渐形成新聚居区。京冈孙氏遂迁入县城，落居于南门一带，形成“南门孙”系。
命名纪念馆，铭记先祖德
至清朝中时，“南门孙”已形成大族。光绪十二年（1886），孙氏族贤孙炳威在县城倡建孙氏家庙。
孙氏家庙位于火烧地街东段，坐北朝南，面阔约38.5米，进深约23米，建筑面积885.5平方米，为二进二从厝格局，前座面阔五开间，设三开间门楼，明间用八瓣式石柱、垂花龙头屐狮墩凤髻斗梁架。门厅用龙头屐花瓜方载，匾额背镌“高邮衍派”四字，后座面阔三开间，前栏轩为龙头屐狮墩凤髻斗梁架。正身为三载五木瓜斗脚筒承檩构架，装饰大量木雕花坯。在后厅悬挂有“诒谋堂”木匾一方，作为堂号。“诒谋”一词出自《诗·大雅》中和“诒厥孙谋，以燕翼子”一句，意谓为子孙妥善谋划，使子孙安乐。
高邮衍派。
诒谋堂。
麒麟照壁。
21世纪初年，孙氏家庙辟为孙乙纪念馆，以纪念孙氏先祖、南宋揭阳县令孙乙。孙乙的后代定居京冈，形成大族，后繁衍至县城各地，至今已超过28代。后人还迁至汕头、潮州、汕尾等地定居。孙乙成为粤东地区孙氏群众的共同祖先。因此，将孙氏家庙建为孙乙纪念馆，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2007年，揭阳市人民政府将该馆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来源：揭阳日报
记者： 蔡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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